设备室积极开展节前复查工作

反之，一个事前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无证搜查，若是意外地发现犯罪证据，便成立合法的职务行为。

（一）公民美德与人的本质实现 古希腊身份政治的伦理基础在于人的价值发现。[24] 以上足以说明，古希腊身份制度自始便有一个悖论存在：身份内含有保守的特性，它顽固地拒斥外来的冲击，因为一旦放开，身份将不复为身份，从而丧失其本原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性最终由此破茧而出。古希腊是西方文明史的起源时期，它型塑了西方文明的整体框架、思维模式和观念体系。而在社会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人，总是试图将这种优势关系固定下来，即使在自己先天能力退化或有更强的人出现之时，他也能霸占之前的优势地位，当然他也想将此身份利益惠及后代。[57] 为树立彻底的独立个人形象，现代社会打碎了所有身份联系，同时也彻底遗弃了身份所承载的伦理价值。[54] 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见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另一方面是封建领主对于农奴的人身控制。贡斯当认为，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在领土规模、社会生活状况、社会精神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本质的不同，这就决定了古代人所欲求的生活方式和目标与现代人截然不同。[9]2006年，法兰克福检察机关发动了对凯瑞蒙和其他共同犯罪嫌疑人（G、T、E）的调查，怀疑他们把募捐得来的大部分资金用于商业目的和自身利益，涉嫌共同欺诈犯罪。

但他强调，这一描述应当建立在对同案嫌疑人尊重的基础上，并且局限于仅描述对其怀疑的状态，而不是认定他有罪。二、欧洲人权法院：禁止审前预断 凯瑞蒙不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驳回其申诉的裁定，以地方法院判决构成审前预断、违反《公约》第6条第2款[11]为由，依据《公约》第34条[12]申诉至欧洲人权法院。就地区法院的判决而言，虽然地区法院在整篇判决词中多次提及申诉人凯瑞蒙，但需注意的是在整篇判决词中法院用单独被起诉者指代申请人凯瑞蒙。最后，应当充分发挥司法指导案例的指导作用。

而凯瑞蒙作为Yeni Dunya Iletisim A.S的管理委员会主任，在这次犯罪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下文将以凯瑞蒙诉德国案为例，针对在分案审理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对一被告人的判决中叙述涉及另一共犯的事实在符合一定条件时是否违反无罪推定的原则这一情况，来分析和探讨德国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对保障被告人公正审判权的基本思路。

申诉人凯瑞蒙只有在针对他的刑事审判生效后，才能提出其无罪推定权受到侵犯的主张。参见于天敏、孙长永等：《公诉转自诉案件检察机关该如何进行监督》，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8期，第33页。在G的请求下，T做出了虚假陈述，尤其是在制作Deniz Feneri协会虚假会议记录时向税务机关掩盖了未经授权而使用捐赠资金的事实。[26] 《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人权入宪表明国家对人权保护的重视，同时也对我国的刑事司法提出了新的要求。禁止公权机构审前预断要求对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认定必须从审判中心主义出发进行重新评价。法律条文对审前预断未能予以明确。法院的裁决不仅在多次场合下引用了申请人的全名，而且明确从这些引用中和判决文字中表述了身在国外的凯瑞蒙作为首要分子在犯罪集团中的作用，即在土耳其的帘幕背后的人掌控着这个犯罪集团，申请人在集团犯罪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3]西南政法大学的孙长永教授认为，法院在另案判决中认定了陈金权指使行为成立，这种判决结果成为本案陈金权被判有罪的证据，其做法是不适当的。且网站公布了一段评论称判决是终局的，只对本案3名被定罪的被告有约束力，并特别指出判决对其他人只形成参考，被单独起诉者凯瑞蒙不受该判决约束，他仍受无罪推定原则的保护。

[6]按照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ICCPR第14条第2款的一般评论的内容，无罪推定的规定还包含获得该项原则所规定待遇的权利。此外，法院在最终定罪之前必须排除合理怀疑。

[6]《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尽管如此，也必须承认，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确没有完整地确立无罪推定原则，[25]只是在相关条文中宏观体现了对被告人实行公正审判的理念。然而对于分案审理的共同犯罪案件，在前案审理时涉及后案当事人的客观描述是否会构成预断、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这一问题，欧洲人权法院则表现出宽容的态度，认为： 因法庭调查的需要，查明案外关系人在整个犯罪行为中的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在犯罪组织中的地位，进行适当的必要性描述是案件庭审所需要且必不可少的。参照欧洲人权法院的评判理念，判决书中的这种措辞方式无疑构成了审前预断，不但侵犯了被告人无罪推定的权利，还使其丧失应有的公正审判。综合全案，有5位法官认为在判决书中涉及凯瑞蒙的描述未超出起诉及庭审调查的范围，描述内容不仅需要客观陈述，对涉及主观因素的评价也是必要和适当的。但是，在职权主义观念长期以来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占据主导地位，审判机关中立性不足，庭审实质化中的具体操作没有立法指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诉讼参与者，其主体地位总是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18] CASE OF KARAMAN v. GERMANY.JUDGMENT.27 February 2014.28. Hence, the impugned passages of the Regional Courts judgment, which were of no legal relevance for the applicants subsequent trial, only affected him in an indirect de facto manner as a result, for instance, of the media coverage of the proceedings. [19] 参见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01）渝三中法刑初字第6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可以说，公正审判是法律的无罪推定原则在司法领域的体现，是指法官在做出裁判（刑事诉讼中是决定被告人有罪或无罪)时，应该处于公正的无偏无倚的立场，不得受到法庭外的力量或信息或在审判中未予承认的证据的影响。

而T和E作证说尽管G是该团伙在土耳其的首领，但在整个犯罪集团中，凯瑞蒙则发挥了更重要的主导作用。国家应当从国家审判权的角度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给出最终的公正的法律评价，[27]而在此之前即使是法院的判决对被告人的不当评价也是没有任何法律意义的，更是不符合正当程序的法律价值的。

因此，欧洲人权法院承认在涉及多数人但不能共同审理的复杂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判决书中描述未参加诉讼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对于公正地认定正在被审判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是不可或缺的。同时，根据两个同案被告的描述，非官方会计系统的实践也证明了凯瑞蒙控制了整个犯罪机构。

据T和E的证词，G就有关使用捐赠资金的全部决定均要事先取得凯瑞蒙的同意。（一）中国案例：后案对前案认定事实直接作为裁判依据 欧洲人权法院在做出地区法院判决没有侵犯申诉人凯瑞蒙无罪推定权利的认定时，充分考虑了德国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注重禁止公权机构审前预断制度保障的重要性。欧洲人权法院在探讨地方法院判决是否构成预断时指出，判决是否形成预断要考虑具体个案性质和庭审查明事实的必要性及程度。[2]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2003）渝三中法刑初字第3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写到：经查，证人胡刚、胡泽模、蒋毅、唐小刚均证实，被告人陈金权邀约并指使他们杀人。

[2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这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中注重法官作为案件裁判者在审判案件中的中立性,也体现了应当对被告人进行公正审判的立法初衷

公民不但不能分享利益，反而要为战争承担代价，生活日益穷困潦倒——贫富差距的分化最终导致公民臣民化，社会资源日益聚合至贵族，而公民对此无可置喙。但对人的价值发现，并非我们所惯常理解的个体意义上的个人价值，而是在人作为城邦公民的身份基础上的人的价值。

参见施治生、郭方主编：《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196页 [34]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6页。除了自己力量的限度和出现的危险外，他还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抑制他的力量。

但通过先定身份和给定身份路径占据绝大多数，自致身份并非常态，且不断被限制。就此而言，现代社会道德困境注定是现代社会延续所必经的一个阶段。[30] 转引自[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盛葵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78页。[42]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05页。

由此，一元身份统治的社会开始形成，为维系这种格局，身份制日渐封闭。另一方面，封闭的身份制导致非常强烈的身份认同，而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所认为的，这种强烈的身份认同的一个后果就是，会对其他群体造成疏远和背离，发展为群体间的不和，这就是所谓身份暴力的逻辑。

值得欣慰的是，这些设想虽在当时无济于事，但或多或少地在现代国家得到实现了。而社会关系的发生则是立基于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

哈贝马斯指出，现代一词为了将其自身看作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再三地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36] [法]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2页。